这本书收集的主要是二oo九到二o一o年间在联合报、国语日报及天下、远见等杂志所写的专栏。回顾这两年来社会的变迁，深感生活越富足，人的精神层次越空虚，尤其年轻人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做什么。
智育挂帅的结果是我们教育出来的大学生不但没有"士"的精神，连做人都不会了。从比中指、挡救护车的台大博士生，不让座还打人的清大学生，捡到同学的钱要求留置金的成大学生，到在旅馆床上点蜡烛为女友庆生，却把旅馆烧掉的交大学生，让我们看到精英大学的学生连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都不懂。这是国家的隐忧，因为品德是立国之本。
十九世纪英国的政治家山谬‧史迈尔斯（Samuel Smiles）就说："一个民族若是缺少了品格的支撑，就可以确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更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决定于它人民教育的程度及品格的高下。"写《神曲》的但丁（Dante Alighieri）甚至在八百年前就看到了"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缺点，智慧永远没有办法弥补道德的空白"。当台大法律系教育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现在在监狱中服刑时，为什么我们还是看不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还在追求考试一百分？
另一个国家的隐忧是我们的孩子不快乐，虽然大部分台湾的孩子衣食无缺，但是心里的感觉是不幸福的。儿福联盟最近请孩子用一个词来描述他的家庭，结果孩子写出的是：我家像压力锅、我家是核爆厂、我家像监狱、我家是地狱、我家冷冰冰、我家像旅馆、我像流浪狗……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竟然出自国民所得高达一八六○三美元的未来主人翁口中，国家的前途怎么不令人担忧？
一个社会是否幸福不在它的国民所得和经济能力，而在社会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最近社会关注的霸凌事件其来已久，只是没有上报而已。幸福社会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文明社会应该尽量使生命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显然，我们的社会还差得很远。
过去，我们一直把成功定义为"赚大钱"，为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因为永远有人钱比你多，事业比你大。现在许多企业家开始回归到孔孟思想，用四书五经的道理来经营企业，表示有识之士已看到了钱越多、精神越空虚的危机，既然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那么，现在用一部《论语》来管理公司看看。物极必反，中国社会在经过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又回到孔孟学说的"诚信"上，是一个转机，因为没有诚信的快乐是短暂的、地位是虚假的、竞争是必败的。
若是我们将成功定义为"有意义的过一生"，那么考一百分、挤明星学校窄门的压力立刻减低，因为每个人对他如何有意义过一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定义会使每一个人天赋的能力能够从升学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社会的改变必须从人的改变做起，而人的改变必须从思想教育做起。家庭是最早的教育场所，教改一定要从父母的观念改变起，让父母看到出社会后，念什么大学、考第几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务的热情与敬业的态度。我们更要让老师看到教育应该为学生出社会做准备，当企业需要的是德智体群美兼顾的人才时，不要还在用分数判定学生的高下。
英谚"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是很对的，一九六九年，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习得的无助"的实验到现在还是经典，不要使天真烂漫的孩童进入学校，经过我们教育制度的蹂躏后，出来变成沮丧无助、愤世嫉俗的青年。目前基本学力测验的没有区辨力，错一题可以从第一志愿掉到第三志愿是学习痛苦的元凶。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的观念改变，愿意跳出传统"成功"的窠臼，孩子是可以幸福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不愿孩子再蹈自己的覆辙，受他所受过的苦，愿意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的孩子，愿意用"让他有意义的过一生"来引导孩子性向的发展，是一道曙光，让我们看到希望。
西谚说得好："没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但是每个人可以做一些事。（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我们可以从自己身边做起，不要求立竿见影，抱着做多少算多少的心，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只要坚持做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不走，永远到不了，走了，总有一天到达。希望，带给生命力量。
最后，一本书的出版，背后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我很感谢李珀校长、张杏如执行长、李志勋、邱白伶、孙智秀、杨慰芬、苏玉枝等好友，让我不上菜场而有饭吃。还有一个人，不想感谢又不得不感谢，那就是我先生，他不帮我做家事，但也不叫我做家事（要来我家得三个月前预约，让我有时间打扫），使我可以把洗碗、擦地板的时间拿来写文章。
人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人不可能什么都有，所以如何选择很重要。不过，无论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只要它是有意义的，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
